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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是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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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05 是谁左右着日本的战略选择（六） 继续来说石原莞尔。 政府这边解决了，国际上怎么交代呢？军部有办法。大家肯定都知道一二八事变，这正是军部为了转移视线使的声东击西之计。那边在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打的正热闹，这边伪“满洲国”在日本人、宣统和一帮大清残渣余孽的簇拥之下粉墨登场。 满洲事变搞成了，石原的仕途可谓节节高升。事变结束后立即晋升大佐（原来是中佐），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到37年又升任第一部部长，离参谋本部头把交椅参谋次长也就一步之遥（职位上来说参谋总长是老大，但总长一般都由皇族担任，实际掌权的是次长）。此时的石原可谓权重一时，他改革参谋本部，将90％的权力都集中到作战部，以便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而且无论军方政界对他都相当倚重，前面提到的林铣十郎在组阁时居然要向他征询阁僚的人选。这种局面现在看来是相当恐怖的。石原可以说是日本陆大惨淡经营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唯一一个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原的当权对于日本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石原是个头脑冷静思虑周密的人，相对于其他日本参谋来说，他对于中国的认识是比较透彻的。他认为，虽然中国从近代以来没落了，但仍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物质生活极为原始，在地方有着很强的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些都决定了一旦日本与中国开战，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那种速亡中国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此后势态的发展证明了石原看法的正确性。据说当时共产党对于石原也非常感兴趣，延安方面对于他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的理论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可以肯定，石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是反对扩大战争的。那么他对日本此后的战略是如何设想的呢？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936年主持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这个计划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针对苏联，以武力为后盾进行谈判，原因很简单，日本不可能把苏联全境都占了，只打远东即便赢了也没什么油水，犯不上；二是针对美英，在尽力与美国交好的基础上排挤英国，这里打的是资源的主意，日本和满洲有煤和铁，但是没有石油和橡胶（当时还不知道有大庆油田），那都在美英手里，当时离日本比较近的大油田在英国控制的东南亚，只要美国不干预，日本搞定英国自然不在话下（当然我是顺着石原的角度分析，实际情况单说）；三是针对中国，主张不扩大战争，因为当时国共打的正厉害，日本自然乐得坐收渔翁之利。 这样的对外战略可以说是相当恐怖的，如果真的按照石原的设想，我们可以做如下推论：1. 日本不会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而代之以分阶段的蚕食，控制中国东部沿海的核心地区，向东南亚发展以夺取石油和橡胶。这样的话老蒋会不会抗日就是个问号了，以共产党的实力是不可能既反帝又反蒋的。2. 与美国保持友好意味着即便二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加入轴心国，也就不会战败，中国能不能拿回东北都是问题，更遑论台湾了。3. 不与苏联交恶，就不会有诺门坎事件，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精英们就不会那么早玩完，即便之后仍然爆发太平洋战争，胜负的悬念也会大大增加。4. 日本不会陷入中国战争的泥潭，就能腾出手来更新装备，即便最后开打也是兵精粮足，至少不会拿着吹火棍似的“三八大盖儿”，推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儿大馅儿的“九五式”坦克去跟英美掐了。 此外需要说的是，与其他日本参谋狂热崇尚精神万能不同，石原对武器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就特别指出了航空兵的重要性。石原还看到了原子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前景，曾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当然他肯定没想到日本首先成为了原子弹的试验场，“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所幸天佑我中华，历史并没有按照石原设想的那样去发展，而他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也最终难逃被革除的命运。 （待续） May 01 是谁左右着日本的战略选择（五） 好久没写这个题目了。回顾了一下前面写的，觉得这样写下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写完，于是决定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日军参谋说说。第一个咱们说石原莞尔。
提起石原莞尔，也许有些朋友不是很熟，但在日本这位可是大大的有名，只要提到“十五年战争”（日本的对华战争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的）就不会不提石原。到底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日本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这个名字其实大有来历，征就是板垣征四郎，尔就是石原莞尔。正是这两位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个石原可以说是日本陆军的异类，算是天才那一类的人。从小就桀骜不驯，无论陆幼陆士陆大，看似学习从不用功，但是轻轻松松就拿第一，最后陆大次席毕业也是因为得罪了教官才被降级。据说历届陆大毕业生中能读懂克劳塞威茨《战争论》的学生就两个，石原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举一反三，创造了一个叫“最终战争论”的东西，大致内容是说：未来世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的要和西方文明的代表美国打一场“最终战争”，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在这场会以持久战的形式进行的“最终战争”中，日本由于国土没有纵深和缺乏战略物资而处于劣势地位，这决定了日本需要找到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这是九一八之前日本所谓“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那么九一八事变的过程如何呢？实际上九一八是对之前河本大作搞的皇姑屯事件的一次调整，在皇姑屯事件之前，内阁中包括总理田中义一在内不少人和张作霖有私交，他们主张扶植张作霖作傀儡以确保满蒙利益，这与陆军满蒙独立的策略相矛盾，于是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秘密搞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但是事情一出，天皇震怒，责令田中严办当事者。由于陆军护犊子，田中动不了河本这帮人，被天皇臭骂了一顿，内阁集体辞职。田中本人没两天也就挂了，据说是被天皇他老人家吓死的，也算是奇闻一桩。张作霖虽然死了，日本人却没想到张学良大少来了个东北易帜，中国形式上统一了。于是接替河本的板垣和石原决定搞个大动作，把中国的武装势力从东北排除出去。
与河本不同，石原这次没有偷偷摸摸，参谋本部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计划。虽然垂涎于满蒙利益，参谋本部还是以害怕美苏的干涉为由拒绝了石原的计划。其实不要说美苏，单说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44.8万，关东军总共只有10600人，装备也比东北军差很多。但是石原有他自己的想法。第一，他判断美苏甚至老蒋都不会干预；第二，从最不可能处下手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第三，虽然是天才，从陆军培养体系出来的石原仍然带有疯狂的本质。于是这帮人开了个会，决定按照计划行动，时间定在1931年9月28日。
那么后来为什么提前到9月18日了呢？原来参谋本部不放心，派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到关东军去监督。这个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自然不会心甘情愿，于是给石原发了电报后，没坐飞机，一路坐海船经朝鲜到东北，就是为了给关东军争取点时间。等他到了，已经是9月18日傍晚了，也就是说，九一八是石原他们能争取到的最后的时间。另一边石原又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擅自将军队调动至中朝边境，准备随时支援关东军。那么双方实力差距如此之大，怎么打呢？石原的计划是：于9月18日夜晚，趁着张学良还沉醉在温柔乡之际，直接突袭奉军在沈阳的指挥部，使东北军陷入无指挥的混乱当中，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止东北军主力回援，确保朝鲜军的越境增援。应该说石原准备的是一场豪赌，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最大的一次赌博，但他没想到对手把全部赌资拱手相让。第二天，张学良带着部队跑路，关东军则忙着清点战利品。
九一八，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石原莞尔从此声名大噪，而成全他的却是他的对手张学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事变是搞完了，接着怎么办呢？关东军参谋开了个内部会，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即“在日本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值得一提的是，石原之前一直是坚决主张武装占领满蒙的，但他的这一提议理所当然的被军部所拒绝。因为当时的军部多少还有点理智，还记得日俄战争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还知道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
（待续） April 07 台湾将走向何处？ 台湾大选结束了，过程是一如既往的戏剧化。
吕秀莲选战的时候在一次拉票会上公开宣称西藏骚乱是“天佑台湾”，招来一片骂声。她是出了名的大嘴巴，文茜在节目里不无嘲讽的表示她觉得吕很可爱，因为就在大家拿西藏的事作秀的时候只有她直言不讳实话实说。西藏的事情确实让马英九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赶紧撇清，强烈表示了对中共的愤怒和必要时不排除取消台湾代表团参加奥运的姿态。就这一件事，让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嘴脸，就像文茜说的，搞政治的人是没有人性的。
最终，马英九还是赢了，58％。两岸也许会走的更近，但是统一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听听谢长廷在辞职会上讲的话：民进党将与很多本土政党一起竞争。相对于国民党的“外来政党”，民进党是本土政党一直是其倚仗的擎天柱，没有本土这两个字，其在台湾中南部就不会有那么多铁杆选民。而这次，尽管谢是在这样一个场合羞答答的说了这样一番话，他最终承认了国民党的本土化。无论泛蓝泛绿均对谢的发言表示了赞赏和钦佩，认为是本土还是外来的问题早就没什么好争的了，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施政方略上。很多民进党员更表示，这次大选的输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无论对谁来说，这次都是“台湾民主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本土化被承认及两党的“和解”说明他们长期以来为之努力的台湾“本土意识”已经觉醒。
马英九表示之前曾表示他当选后会重启两岸谈判，这下看来也许他不会被民进党骂“卖台”了，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March 19 西藏问题 最近看了些关于西藏骚乱的报道，应栋哥同学的要求，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骚乱的过程就不再赘述了。先说说各方的反应，除去中国政府和达赖互相指控外，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表示密切关注西藏事件的发展势态，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主要包括欧盟、日本、英国、德国及美国共和党。第二类是强烈谴责镇压活动，主要包括意大利、瑞典、台湾各方势力及美国民主党。第三类是支持中国采取必要行动制止违法行为，包括俄罗斯和印度，其中印度虽然没明说但是以行动表达了态度。 根据我的揣测，这次事件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就我看到的报道，基本上同一时间加拿大、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士等国都出现了集会示威甚至更激烈的运动。主谋自然是达赖，看看参与骚乱的人就知道了，主要是支持达赖的藏独分子和僧人。应该说达赖这步棋还是很高明的。首先时间选的好：北京在忙奥运，美国和台湾忙着选举，一来给中国政府施压，二来引起广泛关注，三来争取更多的支持，可谓一石三鸟。其次牌打的好：达赖一直主打人权牌，中国在国际上的人权形象本来就不甚好，遇到这种问题更是两难，冲突一升级，不镇压肯定不行，一镇压就得来硬的，必然要给那帮拿人权说事的人以口实，结果也确实是如此，事后主要国家大都呼吁中国政府重视人权和自由，有的甚至是谴责，搞的乍一看似乎达赖倒是争取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另外我觉得台湾当局也有参与谋划的可能。事件发生后，陈水扁、谢长廷和马英九都对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骚乱的手法进行了谴责。但是我认为马英九的立场和陈谢不同，此次台湾大选，马英九的竞选主轴是两岸共同市场，赢得了泛蓝以及大部分的中间选民，而谢长廷限于台独立场和民进党之前的表现，为了紧抓泛绿选票，只能在台独问题上做文章。但是西藏暴乱意外的成为了台湾大选的焦点议题并对马英九的选情造成冲击。谢长廷甚至放出狠话，如果亲大陆的马英九当选，“今天的西藏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台湾。”因此泛绿的谴责更多的是推波助澜浑水摸鱼，而马英九则主要是出于安抚选民稳定选情。无论如何，如果台选进入了重新洗牌的局面，国民党能否保有现在稳赢的支持率仍然存在变数。 印度和俄罗斯的态度不难解释。印度可以算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因为西藏自治区只是整个西藏地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印度控制，中印虽然在国界划分上有分歧，但都承认现状。而达赖一直企图将这两个地区合并，建立一个由藏人领导的独立国家。因此在西藏和达赖的问题上，中国和印度的利益是一致的。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众所周知，普京的强硬态度也饱受国际舆论诟病，中俄一直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也同样是为了寻求中国对俄处理本国民族分裂问题的支持。
中国的民族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解决的不错，中央对于少数民族和自治区的政策都很宽松。那些动辄拿中国人权现状说事儿的国家也许不知道，在中国，少数民族有着一系列特殊权力：高考可以加分，可以持有管制刀具甚至枪械，有些情况下连故意杀人都可以不判死刑。自治区也是一样，中央对自治区就两个要求，一是书记必须是工厂党员＋汉族，二是必须稳定，不能出事，不能闹分裂，除此之外都好商量，自治区连税收和财政都是自己管。你美国找出一个少数民族有这么好待遇的来看看？都是瞎扯淡，别人出事他唯恐天下不乱，真赶上自己出事了他比谁下手都狠。民族分裂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多成因的问题，往往与历史、宗教、政治、战争、恐怖主义、外国渗透等相交织，西藏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地区间经济和居民生活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心理落差以及本地和外国分裂势力的从中作梗。
中国确实存在人权问题不假，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属于国际主流也是事实，但一党专政不意味着不讲人权。人权的标准应该是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去进行评判的，单纯的搞一一个标准实际上恰恰是两个标准，更何况某些国家成天举着两个标准挤兑人。
中国人的事，还得是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February 12 是谁左右着日本的战略选择（四） 先给各位朋友拜个年，祝大家鼠年吉祥～
本来大过年的不想写这个，由于后面的内容还很多，老不写就怕半途而废，所以想想还是继续写。 接着说上原勇作。前面提到了这个上原做遍陆军三大衙门的主官，在陆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造就了“皇道派”这个怪胎。日本陆军历来有“皇道派”和“统制派”之争，以后还会说到。前文介绍过总理西园寺公望拒绝了军队扩编的要求，上原这时候正是陆相，他一看总理叫板，自己就辞了职，陆军又不派大臣，政府缺大臣没法干了只能倒台。至此，山县有朋搞出来的那个现役武官制终于被军队给用上了，以后的政府只能顺着军队的意思，否则结果就只有倒台。政府成了彻底的傀儡。
到了1913年山本全兵卫（日俄战争时候的海相）组阁的时候觉得这个现役武官制太不成话，就给废除了。初衷是好的，结果却并不圆满。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海军不是没地位么？怎么敢捅陆军的刀子？日俄战争打赢以后日本海军的地位已经不同往日，这个山本又是海军的实力派人物，陆军拿他没脾气。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陆军来了个体制改革，把原来归陆军省（政府部门）管的动员计划和治安维持的活儿给了参谋本部，人事调动也得三大衙门商量着办。这下陆相等于就剩了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实权了。陆军找好了后路，紧接着就打了“反腐败”的旗号找山本总理算账去了，因为海军被查出有人在向西门子购买军备的时候吃了回扣，加上媒体的狂轰滥炸，内外一使劲，山本也被逼的辞职下了台。这下陆军长能耐了，更加无法无天，恰恰这个时候，一战开打了。 January 21 是谁左右着日本的战略选择？（三） 书接前文，这次谈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一战前的情况。
日俄战争结束以前，陆大毕业生还只是做做师团旅团的参谋或陆大教官，混的好的能到参谋本部当参谋，而到了这个时候，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三大衙门已经基本上被这帮人把持了。这就奇怪了？不是说培养参谋么？怎么培养出来的既是参谋官，又是指挥官，还是行政官了？其实要培养什么人连陆大自己也不清楚，开始说培养参谋人才，过几年又说培养参谋及旅团以上副主官，再过几年又要培养参谋及高级指挥官了。这从侧面也反映出陆大毕业生在军队系统内的节节高升。陆大毕业生有所谓“十年人事”之说，也就是毕业十年肯定升到大佐（大校），至于能不能混到将军就得看关系了。
本来这也无可厚非，毕竟陆大是陆军最高学府，出来的肯定是“精英”，而且亲不亲娘家人，能用尽量用。关键是，又当参谋官又当指挥官还当行政官，他们合格吗？貌似不合格。这帮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出了问题从不检讨自己，只会怪别人的不是。其次是视界极端狭窄，前面说过，他们不懂政治不懂社会，经常会自己琢磨一些荒诞的“理论”然后沉醉其中（比如辻政信在对苏的诺门坎战役中大肆宣扬的“皇军以一当十”）。第三是陆大片面强调分数，毕业生中高分低能的现象普遍存在。另外就是严重迷信“精神万能论”，这是普鲁士陆军的传统，被小日本学了去（陆大最初找的教官是德国人梅克尔）。但是小日本比他们的老师更愚蠢，二战的时候德国人还知道用飞机坦克打闪电战，日本陆军却几十年没怎么更新装备。抗战的时候我们老说“三八大盖儿”，三八并不是1938年，而是明治38年，也就是1905年。最后，这帮人的军人责任感已经泯灭了，后来军队完全控制国家以后，军队连同国家都成了这帮“昭和军阀”的私有财产，“大日本帝国”就在这帮人的各谋私利任性妄为之下一步步走向了毁灭，这是后话。
如果说日俄战争结束前这帮人还只是做些事务性的工作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要开始参与国家大事，直陈己见了。
打头阵的就是田中义一。这厮大家必定不陌生，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他提出来的。
这里针对田中奏折说几句题外话。学界对于这份东西的真实性颇多争议，有的说这是国民政府伪造的。应该说这份东西确实出自日本人之手，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重光葵都不否认，但它并非出自田中之手。当时有人委托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写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皇姑屯事件主谋）和石原莞尔（九一八事件主谋）商量后写了个东西，田中奏折就是以这个东西为蓝本的。这就可以解释后来势态的发展为什么和田中奏折这么一致了。
不过这时候田中小鬼子还没资格上奏折，他搞的是“帝国国防方针”。当时陆军老大山县有朋打完日俄战争以后老觉着后怕，怕俄国人报复，就想扩军，但政府没钱不批，跟山县扯皮，山县一想空口无凭，得搞个报告出来，于是授意田中去搞。结果田中拉着海军搞出来的报告能吓死人，美俄法德全成了假想敌，为了对付这么强大的敌人，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当时有17个），战时扩编至50个，海军需要建设八八舰队（8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当时小日本跟大英帝国还是盟友，不然估计连英国都得算上。这可是提交内阁的报告，仅仅为了扩军就要与全世界为敌，充分说明的日本人的短视。包括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小泉任总理之前从没参拜过，后来为了争取“日本遗族会”的选票，不惜与整个亚洲反目。
这个报告理所当然被内阁给否了，但是这事还没完。接着该上原勇作出场了。这上原是个牛人，做遍三大衙门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也正是这个上原第一次用山县有朋搞出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向政府开了刀。
（待续） January 20 是谁左右着日本的战略选择？（二）继续来说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甲午战争十年后，这时日本仍然是个不入流的小国，居然也敢和排老四的沙俄叫板，确实让人不解。日本和沙俄都瞄着满蒙和朝鲜，冲突是必然的（希望大家记住“江东六十四屯血案”，1900年沙俄公然违反暧晖条约，屡次侵入江东各屯烧杀抢掠，屠杀中国居民达7000多人！）。从小日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远东只是沙俄的一部分，日本是“举全国而击一隅”，另一方面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好处在增强其实力的同时也刺激了它的贪欲和野心（大清陪了白银2亿3千万，折合日洋3亿4千4百50万，小日本刨去军费开支净赚1亿4千万），而最关键的，是日本这时候傍上了超级大国英国。以外交去打击削弱别人，英国一贯玩的很溜，这次也是对沙俄赖在东三省不走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提携黄皮猴子做小弟，而且愣是逼着德国把威海卫军港都借给了小日本。这下小日本牛了，打！ 当时从组织内部看，陆大毕业生已经爬到了参谋本部次长的位置上，也就是二把手，内阁总理也换了新人桂太郎，但军队和政府仍然掌握在元老的手里，而桂太郎正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山县是参谋总长，也就是日军实际上的总指挥，满洲军司令大山严和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也都是名将，这是日本能打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伊藤博文不同的是，这帮人是藩阀武将出身，视野不可能那么开阔，对于战争、政治和国计民生三者的关系理解不会很透彻，更容易受利益的驱动。但是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毕竟是通过常年打仗学来的，懂得把握度，比后来那帮陆大参谋仍然强的多。反观俄国远东军，首先从心理上就怕日本，虚报日军数量到最后弄的自己都相信了。而且俄军中很多是从波兰和芬兰抓来的壮丁，根本没有战意，能投降绝对不送死。 当时的重臣里面除了伊藤博文和海相山本权兵卫外都主张打，而且山本还是因为就一个俄国远东舰队没什么油水，要是早知道波罗的海舰队会万里迢迢远渡重洋叭叭跑过来送死（被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率领的联合舰队以“丁”字形战法击溃，几乎全军覆没，东乡也由此得了个“东方纳尔逊”的雅号），他肯定也得喊着要打。这就看出了在日本文官与武将的不同。日本从镰仓幕府时代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基本都是军政府的统治（丰臣秀吉时代的关白体制是个例外），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武士虽然身为统治阶级但本身没有钱，钱都集中在士农工商这些下层阶级手上，武士要想发家得立战功，而且战功对武将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这点有时候比钱来的重要），但是自从元和偃武以来，日本国内一直没有大的战事，武将立功的机会很少，对外扩张则给了他们机会。 那就打吧，结果怎么样呢？赢是赢了，代价可大了去了：死伤38万，军费花了17亿日洋（甲午战争日军死伤1万7千多人，军费花了2亿日洋，两场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都是不可比的）。于是小鬼子狮子大开口，要求赔款30亿日洋，割让包括库页岛和勘察加在内的沙俄所有太平洋沿海地区。其实山县从开战起就把谈判作为最后的目标，但是他对政治的把握比起伊藤博文差的很远，更缺乏自知之明，仗打到这个份上，沙俄还能接着扛，小日本可是快吐血了。最后沙皇发话了：要钱没有，不服咱们再来一局。山县这边没辙，一咬牙赔款不要了，赶紧结束战争为上，这才有的普次茅斯和约：日本放弃赔款，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将南满铁路和旅顺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并割让库页岛南部。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沙俄之所以肯坐下来谈，还要归功于日本在沙俄国内进行的间谍活动，俄国人忙着到处镇压起义和叛乱，没功夫跟小日本耗了。 这场战争双方都没得着好处（最大赢家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是双方和谈的调停人，因此得了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沙俄丢掉了满蒙，战败后沙皇威信一落千丈，国内乱成一团，直接导致了一战的战败，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开了方便之门。日本也没好到哪去，兵和钱打光了不说，仅得到的满蒙铁路也只是个空架子，因为经营铁路是需要钱的，这也是日本推迟了20多年才去搞伪满州国的原因之一。 日俄战争，是日本及其军队在二战以前达到的最辉煌的顶点。司马辽太郎曾说：从那时开始，日本和日本军队就开始了堕落。战胜庞然大物沙俄的光环及其代价和战后谈判（西方普遍对日本放弃赔款的做法表示赞赏和钦佩）的惨淡造成的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是日本国民所不能接受的。1905年9月5日发生了震惊西方的“东京日比谷烧打事件”，把美国大使馆、教堂、内务大臣官邸、《国民新闻》报社都烧了，警察出动镇压所谓“爱国行为”，结果派出所也被烧了。这股浪潮席卷日本，在内阁宣布全国戒严以后，神户和横滨仍然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舆论界和知识界也出来推波助澜，认为这都是白种人的阴谋，英国拿日本当枪使，美国大发战争财还要出来斡旋简直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当时有个流行词叫“英美鬼畜”，意思跟我们说的鬼子差不多）。英美却认为要不是我们借你钱，卖你武器，给你情报，帮你租军港，最后还斡旋帮你擦屁股，你黄皮猴子就真能打赢北极熊？使馆教堂都敢烧，一群忘本的异教徒！日后小日本与英美的反目，追根溯源这次事件就是起因。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借着这件事把桂太郎政府弄倒了台，这种被政客和知识分子煽动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爱国的大旗。倒幕元老们的影响开始减弱，陆大毕业的参谋们开始一步步走向政治舞台的前沿。 1904－1905，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两个流氓在我们家门口打架，最后赢的那个把我们家的大奶奶绑走了，而本家老爷连个P也不敢放！这种耻辱，比起甲午战争的战败更甚，比起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更甚。 （待续） January 19 是谁左右着日本的战略选择？（一） 最近一直在看一本叫《军国幕僚》的书，挺受启发，想介绍给大家。下面写的连载是我看完后根据自己的思路整理的，加入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与大家一起分享，不对的地方希望指正，或者有的细节想知道的我会补充。
是谁左右着日本的战略选择？
限定时间：19世纪后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明治维新以后，伊藤博文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作了这样的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使得日本的国家元首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军队统帅权象征，而是统帅权本身。普遍认为伊藤在这个问题上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开了口子。我们都知道天皇后来一直是无力控制军队的，那么是谁在左右军队呢？这个问题需要分阶段来看。我这里说的左右军队和左右战略选择基本是一致的，这源于日本制度的特殊性，稍后会讲到。
这里需要简单提一下日本的陆军军官培养体系：分为陆军幼年学校（陆幼）、陆军士官学校（陆士）和陆军大学校（陆大）。陆幼就是陆军小学，陆士就是陆军中学，主要培养指挥员。陆大在开始成立是为了培养参谋，因为1878年参谋本部成立（陆海都管，当时陆军仍管着海军），直属于天皇，统帅权由此独立。但是因为缺参谋，陆军就成立了陆大，打算自己培养。由于日本社会的学历至上和门阀观念的根深蒂固，陆大又是最高学府，后来就“无将不是陆大出”了，海军就不是这样，这也能看出日本海军在观念上与陆军的不同，毕竟人家是留英美的，这是后话。陆大培养出来的人是要进参谋本部的，统帅权独立意味着参谋本部制定的是战略方针，这要求参谋们懂政治，能够分析形式。但是由于陆大选拔严格，课程上又是战术第一，陆幼陆士的毕业生自然占了多数。这帮人从小就在军队里，与社会不怎么接触，政治思维是相当幼稚的，做军人还不错，把握大政方针可难为他们。让他们来指导战争根本不可能赢。 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不是赢了吗？因为这个阶段，左右军队的是倒幕的元老们。
先说甲午战争。开战前夕，时任陆军卿（陆军大臣的前身）的山县有朋借着所谓“内乱”搞出了“统帅权独立”，加上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队从制度上讲可以控制政府了。这和我们一般理解的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正相反，比如参谋本部搞了个东西出来，如果政府不同意，陆相（陆军大臣）和海相（海军大臣）一辞职，军队也不派人了，内阁缺俩大臣，非倒台不可。但是这个时候倒幕的元老们还在，尤其政府头头伊藤博文的威望无人可比，军队那帮人倒也不敢怎么样。 到了开战前，海军军令部从参谋本部独立出去，制度上的三个两元化算是凑齐了：政治－军事（现役武官制），军政－军令（统帅权独立），海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分离），大家都各玩各的。这可搞笑了，这么乱怎么打仗？伊藤有招，他搞了个战时大本营，把天皇、陆海相、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都塞进去，自己坐镇指挥，问题都解决了。但这个解决是凭着伊藤的个人威望，并未从根上解决，为后来军队的失控埋下了祸患。 至于结果，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历史老师说过，战争时期一国国力可以粗略的表现为经济、政治、军事，他们的关系是经济×政治×军事＝国力，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政治接近于零，打输是必然。这个总结当时是便于学生们理解战争，虽然粗疏但不无道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双方领导者对战争的战略脉络把握程度的天差地别。大清朝廷政治腐败军事无能，对日本更是一无所知，根本判断不出日本的战略目的，所以作出如此拙劣的应对；反观小日本，以伊藤为代表的高层对汉文化研究很深，能够正确判断大清会作出的反应和西方列强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黄皮猴子独吞中国的心理，紧紧锁定“夺取朝鲜，捞着山东和台湾更好”的战略目的，所有军事行动都为最后的谈判服务，加上天皇对伊藤的绝对信任，以至最后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我认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其他原因我就不多说了。 这里想说一个促成小日本开战的外部原因。日本想吞并朝鲜的野心由来已久，但是一直不敢跟大清开打，主要是惧怕大清的军力，尤其是惧怕以定远、镇远两艘号称东亚无敌战舰为首的北洋水师。1886年8月发生了长崎港水兵事件，简单说就是定远和镇远等四艘战舰开到长崎去耀武扬威，水兵上岸打砸抢闹出了人命，带队的就是丁汝昌。当时长崎的镇守府参谋东乡平八郎（后来做到海军大将，日俄战争中会提到）借机登舰刺探虚实，看到北洋水师的水兵军备废弛军纪涣散，得出结论：虽然船好但是没有战斗力，上报了海军省，这才促成了小日本开战的决心。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和武器技术哪个是战争的核心因素，一直是东西方军事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个问题，上面的例子至少能说明一点，人和武器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冷兵器时代直到机械化战争初期，人的因素一直是最重要的，而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偏重于宏观上的信息处理和战略制定以及微观上的对武器技术的有效驾驭，战役战术层面的作用似乎被弱化了。我想一方面是由于各国战役战术水平的普遍提升，令一方面是由于先进武器的高伤害性和高效能性大大压缩了战术发挥效能的空间，当然这是题外话。 （待续） December 19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身处异国他乡，每每接触一些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辞，都忍不住想为自己的祖国说上几句公道话。我是个喜欢辩论的人，但是对于这种问题辩的多了以后，慢慢悟到了这样一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有些人来说，你跟他不辩也罢。比如说法国人，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法国人对中国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毫无所知的，他们在理解很多涉及中国的问题时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一但跟你的所知发生了冲突，哪怕你明白的告诉他实际情况是如何如何，他也最多是说上一句：好吧，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没法理解，更没法赞同。法国人的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他们，我抱着不必的态度而不多做辩论，毕竟中国了解世界也好，世界了解中国也好，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再比如国内一些同胞们的激烈言辞甚至辱骂，我的态度是不忍多辩，众所周知国内很多问题积重难反，大家天天耳濡目染，心中难免忿忿，骂几句就骂几句吧，相信都是抱着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心情，绝不能骂完就绑着炸药包去炸天安门去。 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言论。由于国内管的紧，这些人以海外华侨（旅美居多）为主。他们写的东西看似言之凿凿，但内容往往禁不住推敲，颇有鼓惑人心之嫌。我看过一篇署名为“和合”的文章（作者情况不详，我推测为旅美“学者”），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私有领地独立性是个人权力独立性的经济基础。由于政府官员来自于独立的私有财产拥有者，那么，他们行使权力，就有非常可靠的独立性。一旦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他可以轻松地退守自己的私人领地。而一个把权力作为他唯一的维生手段的官员，则很难保证权力的独立行使。因为，一旦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他首先考虑的是保持他的权力。因此，几乎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当权者如果没有独立的私人财产，就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权力运作。也就是说，当权力不是他谋生的唯一手段时，他的权力才有独立性。从美国的历史上讲，华盛顿之所以勇于退位，是因为他具有自己独立的私有财产。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除了每月拿一些象征性的微薄工资是私人性质的，其他包括住房、交通工具、通讯等几乎一切生活必须都是公家的属性。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可能保证他的权力是独立行使呢？可见，无产阶级当权者是无法具有权力独立性的。”称的上头头是道吧？但是稍微一琢磨问题就出来了：一，新的物权法已经在实际上明确了私有财产的概念；二，中国政府的官员是有私人财产的，虽然折合成美元是少了点，但就人民币的购买力而言，用“象征性的微薄工资”来形容是绝对不贴切的；三，如今中国社会的成员结构中，真正称的上所谓无产阶级的人已经不多了，他们既不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导，更不可能存在于高级领导层；四，根据他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贪官神不知鬼不觉贪污了公款收取了贿赂再通过洗钱将其合法化之后完全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的大丈夫型好官理由只是当他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昂首挺胸地大喊一声：“怕什么？老子有钱！”这未免滑天下之大稽了吧。可见这位作者的观点和论述虽然自成体系，却没有切中要害。解决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相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之，他所说的“养廉”只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凭心而论，这部分人写的东西中有一些内容还是可取甚至有见地的，但是通篇读下来却往往破绽百出，文不对题。其实作者本身未必就不明白，何以还要执着于斯？四个字，各有所图。受了共产党的气吃了共产党的亏伺机报复者有之，不明所以却挑唆好事惟恐天下不乱者有之，利欲熏心为了名利二字不惜出卖人格睁眼说瞎话者亦有之。他们的文章在明眼人看来虽然不值一提，但这些既有条理性又有煽动性的文字对于不甚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来说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并很有可能为台独法轮功之类反华反共势力所利用。以其乐此不疲的程度来看，他们在海外是很有些市场的。前一阵看过从一个台湾朋友那考来的台湾某电视台的两期透视中国节目，一期是台湾大学明居正教授2005年在Chicago的演讲，另一期是旅美学者辛灏年谈中美关系。坦率的说，看完节目后，我对他们两位都挺佩服。佩服明教授是比较由衷的，他很有学者气质，并且对于他所分析的每当大陆向台湾炫耀武力的时候台湾民众的台独情绪就会升温、台湾民众对于台独问题的普遍看法及蓝绿阵营的力量对比变化我都比较赞同；佩服辛学者就多少有些讽刺了，因为当面对一个对着记者和摄象机镜头能够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唾沫横飞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而没有任何犹豫和愧疚张嘴就来连个磕绊都不打的人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产生点这样的情绪。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明居正说阻碍两岸统一的并不是台独，而是哪种主义来统领中国的问题。这句话其实等于没说，按照他的理论，台湾就只有独立，因为谁都知道从目前的力量对比来看，台湾不可能吃掉大陆，而大陆有力量吃掉台湾，既然两岸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不独立一旦开打就是内战，大家各凭本事吃饭，外人不好插手，台湾只有输，一独立变成国与国的问题了，大陆如果贸然开战就会授人以柄，到时候亲戚朋友齐上阵，大陆就未必能赢，因此不妨独立。自曝其心哪。辛灏年说的更邪乎，他说共产党的党性决定了如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从骨子里就反美，因此中美必有一战。那法国也有共产党啊，而且势力很大，那是不是下次法国共产党上了台，法美也必有一战呢？这些问题我能想透，相信他们两位也能想透，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在如今这个时代还抱着意识形态问题不依不饶的人，要么是老古董，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两位显然属于后者。什么用心呢？制造矛盾，丑化共产党，丑化中国。 我在这里无意为共产党辩解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只想试着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去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诚然，共产党内部以及其执政上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话说回来，他是我们中国目前唯一的执政党，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分青红皂白轻重缓急把他弄臭了，国家会不会乱？于民族有没有好处？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他就好比是一架开足马力飞行的超音速飞机，哪怕有一只小小的麻雀和他迎面相撞那都是机毁人亡，更何况驾驶员被人一枪打死了呢。再者说，中共也不是过去的中共了，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可他已经明确将私有制写入法律予以保护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决定一个政党执政方略的不单单是意识形态，更远为重要的是他所领导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举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康熙是满族皇帝，很多汉人起初都反对他，但他一统华夏，开疆阔土，又明确提出永不加赋，让百姓都有饭吃有衣穿，老百姓自然拥戴他。共产党虽然有诸多问题，但一路摸着石头过河已属不易，经济上取得如此成绩更是难得。经济的腾飞凸显出制度的鄙陋，这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一步步的完善，浮躁冒进不得，并不是什么样的制度先进拿到我们这就一定好用，这就是许多好的制度一到中国就变味的根源所在。好比你就带着一张银行卡到了中国某个穷山沟，哪怕这张卡再怎么好，帐户上存着再多钱，你也是身无分文。因此我想我们需要给共产党一些时间。我曾经跟一个很好的台湾朋友聊天时说，大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段完善，必然会走向多党制（我个人倾向与两党制），也许十年后，也许五十年后，但绝对不是现在。 最后，我想说，对于这类批评政党的文章，我们无论读写都应该尽可能以客观的角度和立场去思考，都应当真正为了我们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着想。那些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人，虽然他们自称炎黄子孙，但他们不配做龙的传人。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 December 31 游戏 游戏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 雪莱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如果把上面这一段的前三个字去掉，我想很多家长看到后都会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放屁！（我也相信即使不去掉那三个字我听到的仍是同样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游戏的现实意义已经狭义了很多。自从电子游戏问世并普及以来，大多数当代人的游戏方式便逐渐或者已经完全被它所取代，于是在这几代人的长辈们眼中，游戏与电子游戏也就自然而然的划上了等号。自己做为其中一员，对此可谓深有体会。并且随着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子游戏产品以几何速度进行着更新换代，游戏形式五花八门，游戏内容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借助多元化的表现手段，电子游戏这种虚拟产品的拟真程度已经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其虚拟对象，很多电子游戏不但有着震撼人心的影音效果，更对玩家的瞬间反应速度、判断局势迅速决策的能力以及身体的协调性有着颇高的要求。因此，电子游戏相对于其他游戏形式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难怪有这么多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这也是家长对其恨之入骨，舆论对其大加挞伐的直接原因所在。 其实在此我想说明的并不是电子游戏与传统的游戏形式究竟孰优孰劣，而是究竟什么是游戏。游戏，顾名思义就是娱乐的过程。它并不等同于技巧与竞技，但它与此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技巧与竞技追求的是结果，而游戏则不计结果。技巧追求的结果是掌握，譬如弹钢琴；竞技追求的结果则是胜利，当然胜利之后会伴随着冠军、名气、奖金等等。游戏则不然，游戏就是游戏，它的过程是游戏，结果仍然是游戏。有意思的是，这三者关系很微妙，因为他们的表现形式往往相同或类似。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打牌，单纯娱乐即为游戏，有输有赢则为赌，就成了竞技，全在乎于当局者的目的、心情及规则。问题到了这里似乎又回到那天我和Sacha争论的话题：主体和客体（争论的过程本身就蛮游戏的^_^）。对于客体本身而言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主体如何对客体产生作用。当然这里我想说的不是好坏，归结到游戏这个话题，主体的意志决定了它究竟是游戏还是非游戏。传统游戏是如此，例子如前，电子游戏也是如此，适可而止是为娱乐，整天沉迷于此它就成了另两样东西：职业或是精神鸦片。 游戏对于一个孩子是至关重要的。正是通过游戏，孩子开始学会如何做人。这里的“人”指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游戏永远都伴随着规则，孩子在学习如何玩游戏之前首先要学会如何去遵守规则。随着游戏的不断深入，孩子会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开始接触到竞争、困难、诱惑、陷阱、交流、协作等并最终品尝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沮丧。在一系列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不断成长，他的人格不断完善，学会思考，学会取舍，学会把握情感，学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学会如何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才是游戏的真正意义所在，也只有通过游戏，这个意义才能真正被实现。然而现如今在国内，可以供孩子们去选择的游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带有功利性质的技巧与竞技。孩子们被迫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而他们选择自己的游戏时往往要拿其他东西来交换，比如学习成绩。讽刺的是，鲁迅先生曾说过，大人们的游戏比孩子们多的多：牌九、鸦片、姨太太，孩子们却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孩子们对于游戏的境遇究竟如何，但是他的话恰好反映了当今社会的情况。长此以往，游戏本身也就开始变味。音乐、体育这些传统的游戏形式对于孩子们却意味着另一些东西：考级，特长生，加分，等等。这时候还剩下什么呢？看上去似乎也只有电子游戏了。来自电子游戏本身的吸引力和来自家长的无意识的推动力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将孩子牢牢地与电子游戏绑在一起，无法挣脱。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胡说八道，但是要知道，孩子的性格正在形成过程中，对于外界诱惑的抵抗力很差，加上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使得家长们那种缺乏正确引导，单纯“堵”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加上如今很多电子游戏的设计紧紧抓住孩子们的心理，尤其是网络游戏，无论什么需求都可以通过它得到满足，孩子长期沉浸其中甚至可能无法完全分辨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从而引发诸如无意识自杀、暴力、犯罪、网恋等多种社会问题。 我是个喜欢玩游戏的人，电子游戏也好，打牌，运动，音乐，都很喜欢。我也曾有过深陷游戏之中无法自已的经历。直至今天，游戏在我的生活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今再回头去看，感触良多。唯一想说的是，对于孩子们，耐心和正确引导是必不可少的。启发与强加的区别绝不仅仅是会不会招致孩子的抱怨这么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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